穿越风沙肆虐的沙漠、低温刺骨的雪地、地形崎岖的盆地，历经大自然的种种考验;抑或身处语言不通的外乡、目无熟人的村落、习俗相异的地区……这些正是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边疆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徐黎丽带领的“石榴花开在边疆”团队成员所经历的。而这“行走边疆”之路，是他们开启科研大门的必修课。

近日，由徐黎丽编写的《中国陆地边境口岸行》中朝卷、中俄卷、中蒙卷、中哈吉塔巴尼印卷、中缅老卷、中越卷等六卷出版物正式出版。

多元化的导学团队

在徐黎丽的眼中，一个优秀的导学团队，不能只依靠教师或学生，只有当双方都结合得好时，才是真正优秀的导学团队。正如团队名称“石榴花开在边疆”，它不只象征着团队要为“边疆各民族、各职业群体、各区域的人紧紧团结在一起”作出贡献，也代表团队自身“留学生、博士后、博士、硕士和本科生”研究梯队的健全、“外语专业、历史专业、藏学专业等”学科背景以及“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国籍背景的多元化。

“如何促进边疆地区发展、如何提高边疆民众的生活水平”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数年的研究让徐黎丽明白：“边疆研究”并非外界所认为的“纸面研究”，它不仅需要调查者亲自深入田野研究，其研究结果的现实作用也将凸显国家需求。

徐黎丽团队所运营的“石榴籽心连心”与“边疆研究”公众号时常发表小故事。他们每走过一个口岸，便会撰写一篇“口岸行”，将边疆最真实的交通运输、自然风光、人文情怀等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走边疆”田野调研的这些年，徐黎丽团队陆续出版了不少边疆研究的著作。“出书，一方面帮助我们做田野调查;另一方面用来加强边疆人群对所处地区的了解。”在徐黎丽看来，边疆地区朴实善良的人文情怀与保存良好的传统文化，值得更多人前往当地去了解。

“苛刻”的田野调查

徐黎丽对研究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硕士生必须在田野待上半年，博士生与博士后必须待一年。倘若有学生不愿坚持，徐黎丽则会用“你期望做成什么事情，首先要做到要求自己”“年轻时吃苦，才不会在老年时一事无成”的道理加以说服。

严苛的要求背后，是徐黎丽更深层次的考虑。进入田野调查点就代表着要踏入该城市的某个社区，或者当地的乡镇、村落，而最困难的事情便是“如何走进对方的心里”。“我们的事业也是普通民众的事业，我们不研究精英阶层，就看普通民众的困难。他们的困难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而解决了这些问题，社会才会稳定，边疆才会发展。”

2017年，导学团队成员于洁茹正上研二，她陆续前往中哈口岸、中蒙口岸展开调研、资料搜集与整理等工作。

“刚到那里时，他们对我都比较陌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面对这种情景，于洁茹选择每天给当地民众帮一些忙，努力与他们沟通交流。久而久之，当地民众逐渐开始信任她，有时发货也会捎上她、带她去口岸做研究。

除了于洁茹，在徐黎丽的印象中，大部分团队成员在田野调查早期三个月中，都要面临风俗习惯、语言等种种挑战。面对学生“想要回校”的请求，徐黎丽不得不狠下心，安慰并鼓励学生一定要坚持下去。

2010年，导学团队学生孟永强在甘南做田野调查时，向徐黎丽哭诉：“老师，那边下着雨，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觉得自己特别痛苦。”徐黎丽劝道：“也别这么想，你就从房东家开始交流。他们住在城乡结合部，虽然不会说汉语，但至少能听懂你说的话。”

两个月后，孟永强坚持与当地人交流，最终学会了部分藏语。多年后房东孩子结婚，又邀请孟永强回去参加婚礼。

“所以说，一旦走入人心，我的学生就会觉得前面的苦都没白受。”徐黎丽说。

由“严师”变为“慈母”

除了学生单独去边疆做田野调查，徐黎丽也带着学生走过很多口岸，经受了不少身体上的“痛”。

2017年，徐黎丽开车带学生在阿拉善盟寻找巴格矛都口岸，却怎么也找不到地图明确标注的口岸。他们找了一天半依旧未果，车辆却陷入沙漠中。沙漠地区一旦下雨，泥与沙混在一起，车辆很容易就陷进去，这种情况十分危险。最终，在既害怕又担忧的时候，他们被当地牧民及时发现并脱离了困境。

类似的经历不在少数。“后来我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受这个苦?我们喜欢做这个研究，也没人逼着我们去做，但生活总得有个方向。”徐黎丽说。

目前，徐黎丽团队已在我国陆地99个边境口岸及相关边疆民族地区展开了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我国陆地边境口岸志资料，并完成了30余篇口岸志，填补了国内边境口岸志研究的空白。

从田野调查归来后，学生毕业论文的雏形就已基本形成了。

此时，徐黎丽则转换了身份，由“严师”变为学生们的“慈母”。她对团队里的学生关怀备至：资料室里的文献不够，徐黎丽就化身为历史文化学院的“图书搬运工”;寒冬的自习室不够暖和，徐黎丽就将自家的被子抱来给学生盖上;学生学习期间，徐黎丽会亲自下厨，烧上几个好菜;她也会在团队写作会前，从集市买来新鲜的水果、瓜子及点心，与学生们共享。每周的写作会，就像一场其乐融融的家族盛宴。

(万家凝 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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